何清涟：中国改革谁失谁得
作者：何清涟
根据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3月8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以《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为题的演讲整理。
改革23年来，谁在改革中获利，谁是改革的失益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了。
对中国改革得失的三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中国政府的算法，计算财富的生产。
向全世界公布，每年中国经济增长是7~8%，在93年宏观调控之前是15%以上。实际上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不真实的。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一样重要，生产出来的财富到底落到谁的手里，政府从来就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国内就算是有专门研究，一直也处于一种受压制的状态。
第二种算法：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他们认为改革需要一部份人付出代价，是谁付代价谁得利，他们作了一个辩护。他们认为腐##是推动改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最典型的理论，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姓名就不说了） 说经济学是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是道德中立，这种理论从90年代一直讲到98年都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出来。
第三种算法：计算改革是什么人得益，什么人受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利益。中国这一批富起来的人是依靠什么手段掠夺国有资产和掠夺人民积累权致富，我的《中国现的陷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理解权力资本化，权力作为一种分配资本的基础资源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在98 前政府在政策倾斜，在表面上还要讲一点人民利益的话，从98年开始到2001在政策选择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偏向一些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
那么到现在为止有人要我描绘中国社会前景，我说这幅前景我大概若干年前已经描绘出来了，就是中国社会正在朝著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印度化、印度尼西亚的道路走。这些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其特点是各级政府再也无力执行自己的法律，各级官员谋取利益正好是以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为前提， 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都要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查院”两院的报告，就发现一个事实：贪腐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表明中国反腐是有成效还是没成效。有成效为什么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我批评中国现在已进入一种制度化腐阶段，也讲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贪的倾向，也讲在依靠目前这种同体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的办法不能有效地反腐。那篇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3月在湖南《书屋》杂志发表后，中国政府给我的回答挺可笑的。他们一方面派来了两个调查组，一个是中宣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调查我这篇文章出台有什么政治背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我；另一方面是在中纪委的五次全会公报上的一段话针对我。这句话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不是制度性腐，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是有能力、有决心反腐的。”这就似我们文化革命中让全中国人民都唱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第二个特征，就是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著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社会治安的极大问题，也成了犯罪的后备军。我现在稍微讲几句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在改革年中间现在已成为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占中国人口的70%的农业只能给中国的GDP提供18%的份额，也只能给这个国家财政收入提供10%，那么就是农民提供的这些还有许多不是来源于农田收入，而且农民在外面打工赚来的钱交的。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的税赋特别重，最高的高达48种，最低的是34种，其中中央政府规定要收的大概是11种，大多数都是地方政府要收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收在这边，要理解中国的税制，中国的分税制。中国从1995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就把“海关税、烟税、酒税还有证券市场占的印花税等70%归中国财政，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它在地方开辟税源，而中国政府的政府建制是建筑在镇一级乡一级，乡一级也就是几个国家干部（国家付工资），其他的许多人就是要农民拿钱来负担的。有几个地方的调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的农村干部如一个农民写信他的乡干部在1978年时是36个，到了98年他的乡里有380多个干部。农民的人口在增加，土地在减少，负担的干部在增加，所以现在中国的农民已苦到了极点。那么现在种田不但没有收入反倒要贴钱。在《南方周末》上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登了一个事件：湖北的一个农妇种了一亩地一年投入种子、化肥的钱是380元人民币，卖掉粮食的钱是330元，她那一年的劳动全部白花不算还要填五十元钱进去，她跟乡干部提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也种不动田了，我把田退给你们，我也不交税了。村干部不但不同意还派村里的治安队员把她打了一顿。农妇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中国历史几千年从来只是听说农民没有土地种很惨，没有听说过有田不种还要强迫他种田自杀的故事。中国到现在还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安农以安天下”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所以我相信这一个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毛解决这个问题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现在中国已没有土豪好打，也没有田地好分，土地都在农民手里，每个人是0.6亩，现在的问题是要给这几亿中国农民造饭碗。随著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九亿农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技能训练，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他们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特征，地下经济高度泛滥。我们中国有个经济学家杨邦（音译），他计算了一下，他说中国的地下经济为中国的GDP至少贡献了三个增长点（3%）。他怎样计算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家有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中国现在是五色经济：一、蓝色经济是走私；二、黄色经济是娼妓；三、黑色经济是腐；四、白色经济是毒品；五、灰色经济是介乎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很多经济部门的活动。那么最后一点政府与黑社会以及黑白合流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从前年起中国抓了几百个黑色集团，有的事例披露出来真的是触目惊心。例如浙江温岭的张会（音译）就有68个政府官员和这个黑帮头目是朋友，包括市长、市委书记、市常委成员、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几乎全是张会的座上客，张会自己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又还是全国著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他的家门口有一块温岭市公安局挂的牌子“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又如东北的刘勇（音译）与副省长都有联系。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再加上外国资本三者形成了寡头统治，这一点我想就是中国未来的统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