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坎是美联储QE的缩减和退出
  时间上围绕美联储的七次FOMC会议贯穿全年(分别在1月29日、3月19日、4月30日、6月18日、9月17日、10月29日、12月17日)。去年5月,仅仅因为伯南克讲话引发的QE退出预期,新兴市场便遭遇剧烈的资本外逃,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市场遭遇重挫。
  2014年,随着QE退出步伐加快,新兴市场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首先,从客观上看,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经济稳步复苏,失业率降至6.7%的历史新低。尽管12月的非农就业意外降至7.4万人,但主要是季节性波动,今年的就业前景依然看好。主要原因在于去年12月初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协议之后,“自动减支”计划中的630亿美元(约占GDP的0.4个百分点)被推迟,经济所受的“财政拖累”将显著缓解。这一方面会加快QE退出,另一方面还会加大资本回流美国的动力。
  其次,从主观上看,2014年FOMC委员将换届,埃文斯(极端鸽派)、罗森格伦(鸽派)、布拉德(略偏鹰派)以及乔治(极端鹰派)将退出,普罗索和费舍尔(极端鹰派)、皮纳尔托(中立)以及柯薛拉柯塔(鸽派)将获得投票权。
  总体来看,FOMC的鹰派倾向显著增强。如果就业不出现意外恶化,美联储将按既定计划“小碎步式”缩减,比如每次会议缩减100亿美元,直至年底完全退出。
  第二道坎是美国的债务上限风波
  时间大概是今年2月初。去年10月16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触及债务上限之前的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允许美国政府在2014年2月7日前保留融资能力。这意味着从1月底开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将再次陷入“胆小鬼游戏”的争斗,打压国际市场的风险偏好。
  诚然,二战之后,除了1979年因工作疏漏造成的利息支付延迟外,美债从来没有发生违约。但目前来看,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不断加大。
  首先,债务上限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工具。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就公开表示:“每次总统让我们提高债务上限都是一次为国家实现某些重要目标的好机会”,“债务上限立法可以吸引总统的注意,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今年,奥巴马医改法案即将全面落地,这已经成为共和党的眼中钉,势必竭力阻挠。
  其次,截至目前,美国债务占GDP比率已经超过106%,远高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33%。而且,受QE退出预期影响,去年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1.7%一度飙升到3%以上,今年随着QE加快退出,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上涨,债务规模的扩大和利息成本的上升将陷入恶性循环,加大信用风险。
  即便美债继续避免违约,但美债收益率的攀升将直接推高全球的资金利率水平,加剧各国的资产价格下行压力,去年全球债券市场的利率飙升就是预演。
  第三道坎是日本上调消费税率
  2013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从2014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从目前的5%提高至8%,这是1997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之后日本首次提高消费税率。
  对力图扩大政府支出、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安倍来说,这实属无奈之举,2013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已经高达227%,而且政府财政预算中的一半用于偿还利息,上调消费税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弥补预算赤字。但是,上调消费税也将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显著风险。
  首先是经济风险。2014年4月1日之前,私人消费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可能会激增。但4月以后,消费支出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的对冲措施,企业投资意愿可能也会受到拖累,导致经济加速下行。鉴于上调消费税的负面影响,日本央行近日已经将2014年日本实际GDP增速预期从1.5%下调到1.4%,显著低于2013年2.7%的增速。
  其次是政治风险。消费税的提高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很小,约占其家庭年收入的1.79%,但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的负担要大得多,约占其家庭年收入的4.76%,这可能会激化民众的抵触情绪。野田佳彦在2012年提出该计划成为其下台的重要导火索之一。2014年安倍面临同样的风险。
  民调显示,在去年10月宣布提高消费税之后,安倍的支持率已经下降了6.6个百分点。如果安倍下台,日本可能再次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安倍经济学也将功亏一篑。
  第四道坎是中国利率攀升造成的金融风险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廉价资金时代已经结束。在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去产能缓慢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以及QE退出导致国际利率不断抬升的情况下,国内利率的攀升不是短期现象,是中长期现象。
  而回顾历次金融危机,利率攀升往往是最直接的导火索。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日本央行5次累计加息350个BP刺破房地产泡沫,导致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累计加息425个BP引爆次贷危机,最终升级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利率攀升同样可能引发中国式的金融风险。一方面,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受打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会推高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加大债务存续的难度。
  金融风险可能从两个最脆弱的地方爆发。首先是信托公司。近几年高速扩张的信托渠道融资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近期的中诚信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不排除2014年出现信托公司违约甚至破产。
  其次是中小型商业银行。很多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农商行,大概80%的资金来自理财产品、银行间市场拆借以及同业存款,仅有20%左右是来自于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存款。
  但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往往在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方面,都是比较长期的项目,利率攀升会加剧这种错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使中小型银行面临挤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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