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两年前，我说过狂言，说中国的经济按当时的路子，不会出大问题，但那些办法无非就是挂吊瓶，只能维持半死不活的样子，现在看来，不幸又被我说中了。
当然，我还说过，我是在重庆运动之前提出用文革的方式快速解决社会的一些严重问题的，并自诩为始作俑者。重庆的唱红打黑，由于发起者自身的相关问题，算是夭折了，这件事说起来，对我算是打击蛮大的，但出现这样的问题，本来也算是可以预测的。高度集中的权利，在长期不间断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很容易滋生私心杂念，引起骄傲自大等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想追究我的责任，我倒也愿意主动去承担，否则，我也乐得清闲。
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正是我高谈阔论经济问题之时，虽然我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基础，但当时我也莫名其妙的对自己的预测结果很有信心，而且实际上，我的各种预测，最终确实也与实际情况一致。当时之所以那么做，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说三道四的搞法，很看不惯，于是就用粗浅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为基础，和西方经济学高手比一下谁的学说更正确，结果很明显，西方的经济学，用在宏观上，几乎一无是处，没一次能说中。至于现在西方经济学自己把与债务相关的某套理论借某次论坛进行舆论封杀，估计也就是西方自己给自己撑遮羞布的一种手法而已。
在前一段时间，中国大力提倡创新的时候，我说过，中国的水平还不够资格谈创新。现在的情况，算是验证了我的说法，财富500强的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有很高的资产负债比，这表明，这些企业的资金，主要不是用于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内涵实力，而是主要用在简单粗放式发展上了。这样的发展方式，很容易进一步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和生不逢时的“工资倍增”计划有很大关系。
我就不明白了，经济大环境不好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要提出工资倍增。政府是捞了个好名声，压力全丢给企业了，企业的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想提高工资，就要增加赚钱渠道，产品涨价行不通，裁员也行不通，开发新产品有风险，于是只能扩产。我认为，只要有一点经济学常识，都是可以预见到这个结果的。在这套政策刚提出时，重庆的小文革刚开始，当时，为了形式上支持我所提倡的以适度的文革形式解决社会问题，我选择了站在社会底层的队伍里，毕竟这项政策，从初衷上看，是对社会底层有利。但是现在，整个社会似乎重新走向了“知识无用论”的路子，社会整体倾向于认为知识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在变小，这样的观点，在整体知识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是很危险的。
当然，很多人的意思可能只是认为学历无用，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中国的学历教育，已经高度畸形，其对外语水平和政治倾向的高度要求，已经让整个高等教育沦为学术智力游戏，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教育服务生产的初衷。中国的经济想要改善，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必须先改掉这个脱离实际的臭毛病，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的对于中国教育的“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教育风气的改变，对于经济的影响，毕竟不是立竿见影的，现在美、日、英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都高于中国，表明其业界对经济前景预期好于中国。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减少晚会之类的开支，再加上央媒已经提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值得担忧了。对于目前的问题，倒是有个办法可以立竿见影，同时能让房地产的畸形状况得到改观。
办法就是立法的形式确定公民的基于土地公有的基础之上的私用土地面积，其中主要包括住房面积、耕地面积。超出面积部分应征税，不足面积有补贴。其中对超额耕地面积的征税，不影响种粮补贴等。这个制度，是公有制的具体形式，长久以来国家鼓吹公有制好，实际上却让每个人都成为无产者，也就是穷光蛋，于是没人说得出来公有制好在哪里，现在，让每个人都成为名义上的资产所有人，大家就能切实体会到公有制的优越性了。
我知道很多人要反对，认为这会导致一些人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我倒是想提醒这些人，现在的整个世界经济，都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全民参与劳动，不仅不是社会的必须，还会造成社会负担，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大家要全力以赴，这种经济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不让一部分人脱离劳动，就必然引发经济危机，这是客观上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然，有人会说可以发展服务业，以此来创造就业，还能创造更多价值。要我说，除非是某些真正不可或缺的能实现双赢的服务业，否则，这种为了增加就业而开设的服务业，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大家的生活成本，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公有制不是政府所有，而是全民所有，想要体现全民所有，就要有一定程度的全民均等占有，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全民私有，否则，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国家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