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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乃是存在的家园，是人的存在地域，海德格尔如是说。但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主要是指诗歌的语言，那么对于散文，对于缺乏深厚的诗学传统又被人们片面曲解任意贬抑的散文，它的语言是否也能成为人的存在的家园？它是否也能像诗歌的语言一样既使人诗意地栖居，又提供给人处于存在的亮光中的可能？这是我在建构诗性散文的散文理论体系时，一直在思考着的一个问题。

　　一、 人的存在与诗性语言

　　 传统的散文理论对散文语言的诗性特征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研究；或者更准确说，传统的散文研究者根本就否认语言具有存在意义上和作为有意味的符号系统的诗性。不错，过去的散文理论家也反复地告诫作家们说散文应是“美文”，应讲究文采和炼字炼词。不过，他们强调散文语言的优美性，主要是从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即从修辞的层面上来理解语言，所以，他们要求散文语言要作到准确生动、朴素优美、简洁形象，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文学标准化的美学原则，他们特别推崇这样的散文语言：

　　 这些青翠的竹子，沿着细长的滑道，穿云钻雾，呼啸而来••••••

　　竹子是“青翠的”，滑道是“细长的”，再加上动词“穿”、“钻”，形容词“呼啸”，这样的散文语言确实既准确生动、简洁形象，又富于语言的气势，把竹子下山的情状绘声绘色地表达出来，因此它受到了一些散文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但是，倘若从诗性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又感到这样的散文语言似乎缺乏了一点什么东西，这一点东西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语言作为存在的本质，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为基本的表现。由于缺少了最为本源性的东西，加之一味顺从标准语的原则，所以上述的散文语言固然优美却是浅表和单调的，是一种非诗性的语言。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虽然表明人们对散文的诗性语言存在着诸多的误解，但多少还对散文的诗性语言保留着一点幻想和敬意的话，那么在大量的文论或创作谈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散文语言的不敬和贬抑。比如台湾诗人覃子豪就这样认为：“散文的句子累赘，诗的句子简练；散文的句子长短不一，诗的句子有均衡之美；散文的句子时而简单，时而复杂，而诗的句子有其一致性和调和；散文的句子是说明，诗的句子是表现；散文的句子是叙述，诗的句子是抒情；散文的句子是直陈，故缺少变化，诗的句子是表现，故有变化之巧妙”。 类似这样扬诗歌语言而贬散文语言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甚至即便像郑明娳这样对散文有着较深入理解的学者，也认为散文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实际的语言，它的特点是文字平稳、落实、流利和连贯，而且以“合律为多”。 但是散文的语言真的就是一种远离诗性，没有跳跃激荡，没有节奏韵律，也没有“破体”的循规蹈矩的平淡世俗化的语言吗？如果我们回到古典，回到传统并结合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特殊语境来考察中国散文的语言，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如众所知，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和思维结构与西方有着极大的不同。西方主要以逻辑思维为基点构成人类的文明历史，而中华民族则是以诗性智慧为中心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诗性文化。这种诗性文化的特色是重体验和感悟，讲究生命气韵的流动贯通，注重以心去统摄、去体味天地间的万物万象。而与这种诗性文化相对应，汉语作为“储蓄传统的水库”（伽达默尔语），它与重在认知的科学语言相比，似乎蕴含着更多的“诗性资质”。也就是说，由表意性、象征文字构成的汉字，是一种更侧重于情绪、直觉、想象和隐喻暗示，因而是一种更贴近人的心灵，更具意象化和审美性的诗的语言。而这种诗性的语言，不仅仅存在于那些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中，事实上，从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开始，就已经有了诗的萌芽。《尚书》的语言虽然诘屈聱牙、古奥难懂，但透过那些简单质朴的语言，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诗性。那是一种源于人类童年的心智，是建立于感性基础上的形象思维，一种既粗糙笨拙但又体现出广阔的想象力，并凝结着我们先民的诗性智慧的散文语言。当然，真正开创我国诗性散文先河的，应推庄子的《逍遥游》。虽然《逍遥游》不是诗，却比许多冠之以诗的作品更具诗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不正是所谓的“无韵之诗”吗？而《逍遥游》的这种诗性，既来自于作者超拔的想象力，也来自于他那或笨拙，或犀利，或汪洋恣肆，又极富节奏感的语言。及至到了唐宋散文，诗性散文更成为当时散文的主要审美形态。我们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作品中，一方面可以领略到如诗如画的诗的意蕴和诗的境界，另方面又可以感受到仪态万方，琅琅上口的诗的语言。这些例子都表明：无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无视传统散文的语言中包含着极浓的诗性，自然只能得出散文缺少抒情变化，只是对日常生活的叙述的结论。而这，不但将对散文造成极大的伤害，影响了我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而且与我国散文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传统散文理论在语言研究方面的缺失，不仅在于忽略了汉语具有的“诗性资质”，而且没有意识到语言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最为基本的表现，是一种如苏珊•朗格所说的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和凝结。尤其是，没有意识到语言是人的存在的家园。事实上，散文的语言不仅仅只有“世俗语言”的一面，更多的时候，散文的语言呈现的是一种“诗歌的语言”。也就是说，在许多优秀的散文中，我们感受到的语言是一种来自于存在的本源，来自于人的内在根性的本真语言，它是人的存在与语言的遭遇，是诗与思的交融与凝结，也是活泼泼的生命对于世界的体验与自由自在的创造。因此，这样的诗性语言就如海德格尔所阐释的农鞋，它不仅仅是概念、工具，而是“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耀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 它包孕着无限的流动性和可能性，召唤着读者共同进入一种存在的澄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成为存在的家；而人就居住在语言中。由于看不到散文语言的这一根本性的特点，所以传统的散文研究自然只能从现实生活中既定的权威和准则，或从普通性、大众化的公共通用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散文的语言，殊不知，这种“世俗语言”虽简单浅白和符合规范，却是一种失去了生命本真，一种缺乏创造力，想象力和诗性的语言。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所要研究和倡扬的散文诗性语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散文观的语言。换言之，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的存在和生命的本真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吸收了汉语的“诗性资质”的散文语言。这种散文语言是对以往的文学标准语的偏移、扭曲、变形和陌生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颠覆了以往的散文话语的“革命性”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