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院》是中国美术的耻辱经典
――我们能期待谎言艺术家忏悔吗？
2011年3日8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雕塑展。尽管本次展览赶不上这组作品在1965年首次亮相京城那样，像一颗原子弹轰炸了整个中国。但是，在民生银行和专家学者们的精心策划下，犹如“唱红歌”运动那样掀起了小高潮，这组充斥历史悲剧和艺术暴力的雕塑作品，在当代传媒机器和包装手段的作用下，再现了它感人的谎言魔力。
在“新中国美术经典”光环里，刘文彩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加工的故事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牢记血泪仇”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连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也被斧头劈死。它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讲座中的所说：“《收租院》反映了从我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我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1″>。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收租院”的新中国文艺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作用下，为了不再吃“二遍苦”便开始疯狂地迫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狂犬病”，人们因为害怕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的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